春节期间读了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一书,书中主要讲了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的政治、人事、军事、税收等制度变化及背后的深远影响。从中窥探到很多现代社会企业治理的行为规律,背后的哲学理念也能被应用在企业正在经历的AI转型作为借鉴。

书中提了很多,但我看来最有意思的有三点:
制度的产生是为了系统性解决当下的问题,社会经过几十年、上百年逐步适应制度从而形成新的问题,所以必须及时了解制度落地后的影响,并根据现实不断调整
所谓革命,是推翻已经不适应现实的制度。我们一定不能无视或推翻现实去迁就一个理想制度。制度必须是务实的。
任何制度的落地都离不开人与技术的长期支持,且制度之间会彼此影响,没有一项制度可以单独成功。必须体系性的思考制度所带来的影响。
放在当下的AI转型大势中,这些可能比AI技术本身重要得多。
这两年企业谈AI转型时,常常带着一种紧迫感,仿佛不拥抱AI,明天就会跟不上时代;又好像只要接入AI,可以立刻提升效率。国外大厂裁员越来越多,越来越狠。
我们抛开技术是否已经成熟这个争议不提。技术成熟,并不代表制度的成熟。
制度从来不是技术的附属品。它是组织在长期运作中,为了应对复杂现实而形成的一套安排。它包含权责划分、决策路径、激励方式,也包含隐性的秩序和企业运作方式。技术可以改变生产力、提升效率,却无法绕开这些底层的核心利益结构。当下AI对生产力的提升并不会改变生产关系。
如果制度本身尚未清晰,技术只会暴露和放大它的模糊和局限性。流程没有标准,数据没有统一口径,审批权责界限不明,在这种现实下谈“智能化”,往往只是把问题放大。制度必须先在现实中长好,然后技术才能附着其上。
思考“制度必须在现实环境中生长”时,所谓生长,并不是剧烈的重构,而是随着业务复杂度的变化而调整形态。制度的精神或许是效率、风险控制、协同,但实现方式必然会改变。精神若在,制度就有延续性;精神若失,形式再新也只是外壳。
谈转型时,人们容易使用“颠覆”“重构”这样的词。它们有力量,也有诱惑。但历史反复提醒我们,制度若脱离现实能力,很难长久。绝大部分的朝代和皇帝的变更,并没有对社会和政府运转带来颠覆。
企业亦然 -换了个董事长,该干的活还得干。
组织的能力边界,并不会因为引入新技术而立刻改变。数据基础、管理成熟度、协作文化、激励结构,这些因素都构成现实约束。如果忽视这些约束,只是借用一种先进理念来覆盖原有结构,那么改革往往会流于形式。
反观过去转型成功的外企们 - IBM,沃尔玛等,改革不算喧哗,更不依赖某种技术的突破。是CEO勇敢面对企业经营现状之后,对利益分配、运作模式通过制度进行修正和改变。不是否定全部,而是调整不合时宜的部分;不是推翻现实,而是让制度贴合现实。
当制度与现实之间存在张力时,组织的能量会消耗在内部摩擦上。反之,当制度顺着现实能力推进时,改革反而显得平静。它不是革命,而是演进。
我读到“徒法不能自行”时,想到的是企业内部那些看不见的关系。
制度的设计可以严密,但制度的运行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承担责任,是否愿意为新的秩序调整自身习惯。更重要的是,一项制度的变化,必然牵动其他制度。
流程制度改变了,绩效制度是否跟上?决策机制改变了,授权边界是否清晰?技术系统升级了,风控逻辑是否同步调整?
如果没有整体的全局视角,新制度很容易被旧制度消解。组织内部的制度网络像一张网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任何单点突破,都必须考虑其在整个结构中的位置。
AI转型之所以困难,并不是因为算法复杂,而是因为它触及制度网络。它要求组织重新分配权力、重新定义责任、重新平衡效率与风险。没有足够的组织意志,这种调整无法持续。
读完书,让人对“转型”的理解多了一分克制,成功的转型大部分不是轰轰烈烈的,而是润物细无声的。
企业在环境变化中必然要变,但变的方式要符合自身的文化与能力。制度如果还有生机,就会在压力之下自然调整;如果制度已经僵化,再多的技术也难以激活它。
在我看来,AI并不是企业命运的决定性变量。真正决定企业走向的,是制度是否能够继续在现实中生长,是制度背后的精神是否仍然清晰,是组织是否愿意为制度的更新承担代价。
技术可以加速变化,但不能替代生长。
当我把这些历史中的判断放回到今天的企业场景时,我反而感到一种平静。制度的问题,从来不新。只是环境在变,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