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观点:当软件实现成本趋近于零,产品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正从“执行能力”全面转向“判断能力”(taste & curation)。这一结构性转变将重塑科技公司的组织架构、人才估值模型和竞争壁垒。**
传统软件工程的经济学建立在一条基本假设之上:实现的边际成本很高。因此,组织的核心职能是在实现之前通过 PRD、设计稿、用户研究、原型测试来“去风险”——本质上是一种实物期权定价逻辑:投入少量前置成本(文档、设计),换取放弃或调整方向的权利,避免沉没大量工程成本。
2025—2026 年,这条假设的基础被彻底瓦解。
Andrew Ambrosino,OpenAI Codex 桌面应用的 Product & Engineering Lead,在访谈中提供了一个关键数据点:OpenAI 内部90% 的员工(非 90% 的工程师)每周使用 Codex。这意味着代码生成能力已经跨越了专业边界,成为全员可调用的通用生产力工具。
Andrew 的核心观察是:“实现的成本已经不再是昂贵的那部分。现在是过程倒转的——过去是先研究、再设计、再实现,现在是 90 个不同的人同时在实现 90 个不同版本的东西,然后再筛选。”
这条观察背后隐藏着两个重要的产业经济学含义:
(1)组织协调成本取代生产成本,成为主要摩擦来源。
当 90 个并行实现的成本低于 1 个协调会议的成本时,组织的核心问题不再是“如何高效生产”,而是“如何高效收敛”。这解释了为什么 Andrew 特别强调“品味”(taste)和“策展”(curation)成为核心能力——不是因为他们变高尚了,而是因为在供给无限的情况下,筛选是唯一有价值的动作。
(2)产品开发的投资决策模型需要重置。
传统模型是:前期投入(调研+设计)+ 工程投入 = 预期价值。AI 时代,前期投入被压缩到极致,但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风险急剧上升——一个看起来可用的原型,会锚定团队的方向,哪怕它背后没有经过充分验证。
Andrew 的原话是:“你不想过度锚定在这个本应是探索的东西上,但它看起来已经可以上生产了。”
这与投行视角下的“沉没成本悖论”高度一致:生成一个原型的成本越低,放弃它的心理成本反而可能越高——因为团队会不自觉地用“已经生成”来替代“已经验证”。这是管理层需要高度警惕的行为金融学陷阱。
Andrew 的第二个关键判断,对投资决策有直接参考价值。
他回顾 Codex 的产品演进路径时指出:“Codex 应用在 11 月就 ready 的形态,如果 2 月才发布,在市场上可能会失败。而事实上它在 2 月成功了——唯一的变化是 11 月到 2 月之间的模型能力跃升。同样的产品形态,仅仅隔了几个月,结果完全不同。”
这段描述揭示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产业现象:模型能力的迭代速度,正在制造大量“过早发布的产品尸体”——这些产品本身没有做错任何事,只是出现得太早。
从投资角度,这意味着:
这是一种基于能力时序的实物期权策略:用极低的成本持有大量等待行权的方向期权,在模型能力到位时快速行权。
在人才议题上,Andrew 的立场与当前流行的“所有人都是 builder”“角色边界消亡”叙事形成了鲜明对冲。他的观点值得仔细拆解:
(1)角色的技能内容没有消失,只是获取门槛降低。
“每个学科都有可教授的 know-how。工程师常犯的错误是认为只有写代码才是技能,其他角色只是在‘vibe’。这是错的。你会用 Excel,不代表你能去财务团队。”
这条论述的实质是: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学基础没有消失——比较优势仍然成立。 变化的是,跨职能学习的摩擦成本大幅降低,因此“兼顾多领域”的可行性提高了。但“可行性提高”不等于“专业化消失”。
(2)“产品角色消亡论”是危险的过度简化。
Andrew 提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:“我看到很多公司说‘我们要取消产品角色,所有人都当 builder’。然后发生的是整个产品学科积累的最佳实践被全盘抛弃,因为有人写了几行代码,就觉得不需要产品了。”
这是一种“幸存者偏差驱动的组织决策”——看到成功的 AI 公司有跨职能文化,就得出结论“所有角色都会消失”。 实际上,跨职能文化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:高密度的人才质量(每个人都具备多领域学习能力)和强力的筛选机制(能够识别和淘汰低判断力的个体)。这两个条件对大多数公司而言并不成立。
(3)团队的形态:区域联防,而非全员全栈。
Codex 团队的实际配置是:两位数工程师,设计师约为工程师的一半,产品人数极少。 产品职能采用“区域联防”模式——产品人分散覆盖不同区域,避免重叠,确保全局无空白。Andrew 的原话:“两个产品人靠得太近,通常不是好信号。”
这实质上是一种分布式覆盖策略: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,传统的“集中规划 → 分层执行”模型已经过时。替代方案是:将具备决策能力的人分散部署,要求他们具备判断力、行动力和自我协调能力——类似量化基金中 PM 的独立决策、集中风控架构。
Andrew 对“品味”的定义值得写入投行尽调备忘录:
“品味不等于审美。Paul Graham 穿着 cargo shorts,但没人说他没有品味。”
他拆解了品味的四层含义:
层级 | 内容 | 投行对标 |
|---|---|---|
审美判断 | 交互反馈是否匹配语义 | 用户感知质量 |
系统思维 | 功能如何融入整体架构 | 结构性效率 |
方向感 | 功能属于哪个主题、整体走向 | 战略一致性 |
呈现能力 | 什么信息用什么方式传递给谁 | 沟通效率 |
核心结论是:在实现无限充裕的环境下,唯一稀缺的认知能力就是从无限选项中筛选出“正确的那一个”的判断力。
这与顶级投资机构的核心能力完全一致——面对无限可获取的信息和数据,超额收益的来源是筛选和判断,而非信息的获取速度或处理能力。
结合 Andrew 的访谈,可以对当前 AI 产品组织的竞争格局做如下判断:
(1)赢家特征:高密度判断力 + 低协调摩擦。
(2)输家特征:追求流程效率的传统管理逻辑。
(3)关键风险:判断力的不可规模化。
与代码不同,品味和判断力难以通过 prompt 工程或自动化流程来规模化复制。这意味着:
基于上述分析,给出四条建议:
建议一:重新设计产品开发流程。
建议二:重新定义人才估值模型。
建议三:主动放弃“先发优势”迷信。
建议四:刻意保留专业化深度。
结语:供给冲击重塑需求结构
软件实现成本趋近于零,这是一场真正的供给冲击。它不会消灭产品团队,但会彻底改变产品团队的结构和运作逻辑。在新均衡中,执行能力将从稀缺品变为大宗商品,而判断能力将成为唯一的稀缺品。
那些能够快速适应这个新逻辑的组织——有能力识别、培养和配置判断力的组织——将在下一个周期的竞争中占据结构性优势。
(本文基于 Lenny's Podcast 对 Andrew Ambrosino 的访谈内容,结合组织经济学与投资分析框架撰写,不代表 OpenAI 或其关联方立场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