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1994年正月十八的夜晚,福建泉州湾东侧的海面,黑得像一张吞没一切的巨口。空气里没有一丝预兆,只有那股经久不散的、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异样感。我们那艘载着600多吨稻谷和柠檬酸的运输船,在浪尖上起伏,像一片随时会被揉碎的叶子。我当时身为大副,虽然没收到大风警报,但那年近二十年的老船员直觉告诉我,风力早已不止十级了。轮机长,也就是我的大弟弟,脸色惨白地告诉我风力的情况,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坏了。此时船舱的进水声已经变成了催命的鼓点,那种海水拍打甲板的‘哐哐’声,每一下都像是敲在心头。水流从导流孔疯狂涌入,那吸饱了水的稻谷像海绵一样迅速膨胀,压得船体不断下沉。我能感觉到船身在一点点倾斜,那种物理意义上的下坠感,伴随着冰冷刺骨的海风,让每一块木板都吱呀作响。我穿着那身没来得及脱下的衣服,在铺板上翻来覆去,直到那声‘阿哥,快去看!’的呼喊穿透了船舱的死寂。我抓起手电筒冲出去,那一束微弱的光亮扫过甲板,映入眼帘的是令人绝望的景象——船体已经失去平衡,海水正贪婪地吞噬着我们的甲板。我意识到,这不仅仅是一次航行,这是一场与死神的博弈。
甲板上的混乱如同一场即将谢幕的悲剧。弟弟们和船东想进舱去搬动柠檬酸来平衡船身,我几乎是吼着阻拦他们:‘下去就是送死!’我冲进厨房抄起那把斧子,手起刀落,斩断了固定帆布的绳索,那动作冷峻得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。然而,稻谷已经沉重如山,我们人力所能及的范畴在巨大的海浪面前显得如此苍白。我看着弟弟们焦急的脸,心里揪成一团。我是大哥,身后是三个亲弟弟,我不能看着他们葬身鱼腹。我猛地意识到,翻包已经毫无意义,船在下沉,那种下沉的速度快得让人心惊。我冲向救生筏,发现绳索缠结,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长了。我没有犹豫,一斧子砍断了固定气胀阀的钢丝,用尽全力将其踢向深海。‘跳!快跳!’我对着舱内还在发懵的小弟大喊,甚至把自己唯一的救生背心扔给了他。在跳下去之前,我鬼使神差地跑回房间,抓出了船员证、一个手镯和那两千块钱公款。那是我最后的尊严,如果我成了海上的一具无名枯骨,至少我得证明我曾活过。我跃入气胀阀的那一刻,回头看了一眼,驾驶室的灯光还在夜色中摇曳,但转眼间,那抹光亮就没入了漆黑的波涛。整个沉没过程不过二十分钟,我们从运送货物的船员,瞬间变成了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。
正月十八的夜,寒冷是刻进骨头里的,风夹着雨,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挤在气胀筏里,在这漆黑的大海上随波逐流,除了不断默念菩萨保佑,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每一个人都在颤抖,不仅是因为寒冷,更是因为那股深入骨髓的恐惧。直到清晨,远方终于出现了一点微光。当那艘三千多吨的大船缓缓驶近时,那种激动几乎让我们窒息。但大船的航行轨迹却让我们绝望——他们避开了我们,以为我们只是海上漂浮的杂物。那一刻,生的渴望让我们爆发出了最后的嘶吼,手电筒的微光在风雨中拼命摇晃,仿佛要把我们的灵魂也一起投射过去。终于,那艘大船调转了船头,缓慢地向我们靠拢。当巨大的船身带着海浪压过来时,那种压迫感几乎让人崩溃,我们甚至担心会被卷入船底的涡流。绳索从天而降,那场景如同一场神迹。我推着大弟弟,看着他抓住绳梯,随后是其他的兄弟。当我也抓着那条滑腻的绳索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蹬向舷梯时,那种劫后余生的虚脱感瞬间席卷了全身。当我们全部爬上甲板,那一群落难者瘫倒在地,有的甚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失禁。我们看着那艘消失在海平面的运输船,最后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,在这场生死考验后,我终于明白,生命在大自然面前是何等脆弱,而那份彼此救赎的情谊,才是支撑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