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灰赤蜻缘何“移民”武汉？

2026年7月25日，江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中心主任许国权，在该校清源河沿岸观测到4只蓝灰赤蜻。这一看似寻常的观测记录，却打破了一个持续百余年的学术认知——蓝灰赤蜻，这种一度被学界认定为日本濑户内海、近畿等区域特有物种的蜻蜓，正在中国武汉建立起稳定的种群。

蓝灰赤蜻属于中型蜻蜓，在国内曾被称为“纤灰赤蜻”，国外称作“日本蓝赤蜻”。其学名可追溯至1858年，美国昆虫学家菲利普·里斯·乌勒（Philip Reese Uhler）根据来自日本函馆的雄性标本，将其命名为Libellula japonica，这也是最早被欧洲学者认识和描述的日本蜻蜓之一。此后一个多世纪里，这种体表覆盖着蓝灰色蜡质粉霜的蜻蜓，一直被视作日本列岛的特有物种。

然而，许国权在清源河岸的观察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生态故事。从亚成虫到成虫阶段，蓝灰赤蜻的体表颜色不断变化，堪称一个“丑小鸭变天鹅”的过程：未成熟的雄虫胸部侧面长有3条白色纵纹，发育成熟后纵纹慢慢褪去；未成熟的雌虫胸部侧面则是3条黑色纵纹，腹部黄底搭配断断续续的黑色条纹，成熟后腹部几乎被黑色斑纹覆盖。只有成熟的雄虫全身才覆盖着一层细腻柔和的蓝灰色蜡质粉霜，这种娇艳的蓝色使其在众多蜻蜓中极易被识别。

除了体色特殊，蓝灰赤蜻雄虫的行为也别具一格。它虽然有着霸占领地的习性，但并不过分好斗；当人靠近时，它会飞离原地，但往往只在周边盘旋一小圈，又飞回原先停栖的枝条。这种“宅男”般的行为模式，与许多领地意识极强、动辄驱逐入侵者的蜻蜓种类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许国权自2024年在清源河岸首次观测到1只蓝灰赤蜻起，其后成虫种群一直只观察到2至3只。但到了2026年6月至7月，观察记录已增至10只左右，说明这一物种已在江汉大学校园内形成了稳定的小种群。从1只到10只，两年的数据变化虽然算不上爆发式增长，但对于一个“外来者”而言，这已经是立足的关键一步。

蓝灰赤蜻之所以能在武汉安家，与其对生存环境的严苛要求密切相关。许国权指出，蓝灰赤蜻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物种，偏爱植被郁闭度高、水流静止的小型水塘，人为干扰较少的生境才能让它长期存活。江汉大学的清源河恰好契合这一需求：河长1000余米，两端与三角湖连通，常年保持蓄水、水流平缓，岸边灌木草丛错落生长，人为活动很少。这种半自然的静水环境，为蓝灰赤蜻提供了稳定的觅食和繁殖场所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蓝灰赤蜻在武汉的出现并非孤例。武汉蜻蜓学者、《湖北蜻蜓图鉴》作者吕非证实，2024年武汉自然爱好者在江夏区、洪山区、青山区、武昌区等地也零星记录到了蓝灰赤蜻。多点的同步出现，暗示着这并非偶然的迷途个体，而是一个正在扩展的分布趋势。武汉正在成为蓝灰赤蜻的稳定家园。

事实上，蓝灰赤蜻与中国的关系远比“2024年首次发现”更为复杂。根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物种库的记录，蓝灰赤蜻（褐肩灰蜻，Orthetrum japonicum）在中国中部至南部广布，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分布。其栖息环境为海拔2000米以下的湿地和水稻田，飞行期为3月至9月。中国蜻蜓学研究网站的记录也显示，纤灰赤蜻（Sympetrum gracile）的分布包括中国（湖北）。

更早的历史记录同样值得注意。1894年，英国昆虫学家罗伯特·麦克拉克兰（Robert McLachlan）曾描述来自中国四川省的一个变种，并将其命名为Orthetrum japonicum var. internum。两年后，他将其提升为独立物种Orthetrum internum。这一学术史细节表明，早在19世纪末，中国境内就已经有蓝灰赤蜻（或其近缘种）的记录。只是由于分类学上的反复和资料的匮乏，这种蜻蜓与中国的关系长期被忽视。

不过，分类学上的争议至今仍未完全平息。维基百科仍将Orthetrum japonicum列为日本特有种，而中国的物种库则将其分布范围扩展至中国中部至南部。这种认知上的分歧，恰恰反映了生物地理学研究中一个常见而深刻的命题：一个物种的“原产地”和“特有性”，往往取决于我们掌握了多少证据、在什么时间节点做出判断。

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，蓝灰赤蜻在武汉的现身，或许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。其一，这可能是该物种在中国长期存在但未被充分记录的结果——毕竟蜻蜓调查在中国的覆盖度和系统性仍有很大提升空间。其二，这也可能是物种分布范围在气候与环境变化驱动下的自然扩展。无论是哪一种可能，蓝灰赤蜻在武汉建立稳定种群的事实，都为理解物种分布动态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。

江汉大学清源河畔的这10只蓝灰赤蜻，承载的远不止是“武汉又多了一种蜻蜓”这样的简单叙事。它们是一个关于认知边界如何被打破的故事——一个被书写了160多年的“日本特有”标签，正在被田野调查的数据一点点修正。正如许国权所言，这种对环境极其挑剔的蜻蜓能够在一个地方长期存活，本身就是对当地生态环境质量的一种无声背书。在人类活动日益密集的城市区域，清源河这样一条千米小河能为一种“挑剔”的蜻蜓提供栖息之所，这本身便是城市生态修复与保护的一个微小却有力的注脚。